来源：ABC 中文
在人工智能日益渗透日常生活之际，澳大利亚人却是全世界对人工智能最持怀疑态度的群体。
但在整个亚太地区，尽管心存疑虑，许多人仍在持续使用人工智能，而各国也在以各自的方式应对其带来的风险。
如今，伊莎贝尔·奥尔（Isabel Oar）发现，当自己在邮件里发现语法错误时，竟会松一口气。
因为这说明这是人写的邮件，而不是人工智能（AI）生成的。
这位居住在昆士兰的教师说：“如果我觉得自己是在回复一封由AI写的邮件，我会相当恼火。”
“我认为交流应该是人与人之间的。所以我拒绝用它来写作。”
伊莎贝尔曾是OpenAI旗下ChatGPT的积极用户，用它来编程和处理其他任务。但和她认识的许多“早期尝鲜者”一样，她最近开始减少使用。
首先，在看到AI在回答和编程中出错之后，她对AI的信任度有所下降。
“我现在基本不再向AI提问了。我还是用谷歌搜索。”
然而，即便是搜索引擎也开始使用AI摘要，这让这项技术显得无处不在，难以回避。
在过去一年里，ABC一直在与澳大利亚人交流，了解他们对AI的期待、疑虑与体验。
在这段时间里，人们的态度已迅速从谨慎、兴奋与担忧，转变为一种更为复杂的心态。
伊莎贝尔的经历，在ABC近期发起的一项征集活动中收到的数百份回复里得到了呼应——许多受访者都表达了类似的感受。
ABC此次征集提问的是：AI如何改变了你的生活？以下是部分受访者的回答，可滚动浏览他们的观点。
根据墨尔本大学与咨询公司毕马威（KPMG）的一项研究，澳大利亚人是全球对AI最缺乏信任、接受度最低的群体之一，这与许多邻近国家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。
墨尔本大学信任问题学者、管理学教授妮可·吉莱斯皮（Nicole Gillespie）表示，在印度、中国等新兴经济体，人们对AI的信任度和接受度要高得多，因为在那里，AI更多被视为通往繁荣的路径。
她说：“在新兴经济体，AI在弥补现实中的资源缺口方面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。它能帮助弥补技能、信息和人脉网络方面的短缺，并打破语言壁垒，为人们打开进入全球市场的渠道。”
新兴经济体的民众同样清楚AI存在的风险，调查发现，印度和中国的用户反而报告了更多遭遇AI危害的经历，这一结果也反映出他们使用这项技术的程度更高。
吉莱斯皮教授表示，澳大利亚人对AI风险的担忧程度其实并不比其他国家的人更高，他们只是远没有那么容易看到AI带来的好处。
另一项调查显示，该地区的人们即便并不完全信任AI，也依然在使用它。
市场研究公司益普索（Ipsos）的一项在线调查显示，在这一指标上中国、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的比例最高。
在澳大利亚、新西兰和日本，超过半数的人也持相同看法。
同一份报告的数据还显示，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相比，中国、韩国和印度尼西亚的民众对AI产品和服务表现出更高的兴奋度，而澳新两国民众则更显紧张。
益普索亚太区首席执行官哈米什·芒罗（Hamish Munro）说：“这告诉我们，信任并非使用的前提条件。”
“技术的应用可以走在信任之前，人们愿意与这项技术打交道，同时依然在思考自己究竟应该在多大程度上依赖它。”
一些参与ABC征集活动的受访者表示，他们希望能选择退出软件中日益普遍植入的AI功能，或干脆放弃那些不提供这一选项的程序。
来自新南威尔士州的作家兼图书馆员艾玛·格茨（Emma Gerts）说，她已停止使用微软Word和谷歌文档，因为她不相信这些软件不会抓取她的作品用于训练AI模型。
她认为，由于AI存在的错误、验证其回答的困难，以及AI公司背后的逐利动机，这项技术从根本上就是不可信的。
她说，虽然她相信AI在编程等任务上可能有用，但对于她自己的工作——包括写邮件——它并没有带来任何好处。
艾玛说：“等我费尽心思去提示它、反复重新提示它，琢磨出该用怎样准确的措辞它才能理解我的意思时，我心想，这封邮件我自己早就写完了。”
“凡是能关掉AI的地方，我都会把它关掉。”
在西澳大利亚州，数字素养教育者加布里埃尔·乔利夫（Gabrielle Jolliffe）说，她注意到今年学生们对这项技术的接受度有所下降，她将这种变化归因于学生们亲身经历了AI给出的错误答案。
她说：“这是我第一次在学生中察觉到这种对AI的抵触和怀疑。”
加布里埃尔希望，提供免费生成式AI程序的公司能事先清楚说明，他们将如何使用所收集到的信息。
“就像我们对酒类、食品成分有标签要求一样……这些公司也需要在数据使用方式上做到非常、非常公开和透明。”
与此同时，艾玛希望能出台相关法规，要求软件必须允许用户关闭AI功能。
墨尔本大学与毕马威的调查也印证了这种对更严格监管的支持——调查显示，大多数澳大利亚人支持对AI进行监管。
与亚太地区其他国家的民众相比，澳大利亚人也更不倾向于认为现有的安全保障措施已经足够。
墨尔本大学的吉莱斯皮教授说，“制度层面上薄弱的安全感”是导致澳大利亚人对AI信任度低的一个因素。
她说：“只有大约一半的人表示，他们对政府、大型科技公司或商业机构能以符合公共利益的方式开发和使用AI抱有信心。”
在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，2022年ChatGPT的发布被普遍视为引发公众广泛讨论AI潜在危害与益处的开端事件。
迪肯大学副教授、中国AI治理问题专家徐健（Jian Xu）说，而在亚洲大部分地区，这一时刻其实来得更早——2016年，谷歌DeepMind开发的AlphaGo程序在围棋这项策略棋类游戏中
自那以后，亚洲各国在如何监管AI、管理其风险方面走上了不同的道路。
徐博士说，在这一光谱的一端，中国已建立起全球最为全面的AI治理监管框架之一。
他说，中国并没有依赖单一、包罗万象的AI法律，而是构建了一套“分层监管框架”，将网络安全、数据安全和个人信息保护等一般性法律，与专门针对AI的法规结合起来。
其中包括将于7月生效的《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》，该办法针对的是AI智能体模拟人类互动与情感关系所带来的风险。
另一项规定要求AI必须坚持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”，不得生成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内容。
徐博士说：“政府力图在推动AI发展的同时，确保这些新兴技术保持安全、可控，并在政治上契合、符合更广泛的国家发展目标。”
诺丁汉大学宁波分校、新加坡AI治理问题专家特伦斯·李（Terence Lee）教授说，在这一光谱的另一端，新加坡采取的是一种“软法”路径，力求在安全性与释放AI经济潜力之间取得平衡。
他说，新加坡政府在过去十多年里一直为拥抱AI做准备，并希望让海外商界与投资界将其视为一个能以最小限制“试水”新想法的地方。
李教授说：“新加坡没有推出限制性强、包罗万象的立法……而是依靠自愿或自我监管框架，其重点是更新现有法律（而非推出全新立法），并提供技术测试工具与指南。”
一位澳大利亚政府官员将“信任”称为决定该国AI产业能否蓬勃发展、还是陷入停滞的单一关键因素——其影响力甚至超过芯片、资本或能源。
技术事务部助理部长安德鲁·查尔顿（Andrew Charlton）今年早些时候在堪培拉一场AI峰会上说：“为什么澳大利亚人是全世界对这项技术最持怀疑态度的人？”
“在采用智能手机、非接触式支付和网上银行方面，澳大利亚人的速度几乎比任